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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凜然:當代環境保護史:中國史研究的迫切課題
來源: 《河北學刊》2020年第6期 發稿時間:2020-11-26 10:33

  摘 要: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為探索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環境保護道路備嘗艱辛,取得了重大成績,留下了寶貴經驗。然而,與生動的歷史實踐和時代需求相比,中國當代環境保護史研究還較為薄弱,亟待加強。中國當代環境保護史研究包括環境思想政策史、環境管理史、污染防治史、自然保護史、環境宣教史等方面,須處理好社會變遷與環境保護、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宏觀與微觀、中國與世界四組關係,須加強史料工作及對跨學科理論方法的借鑑。作為新興學術增長點,中國當代環保史有益於中國當代史研究的深化,也可為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提供重要的史學資鑑。

  關鍵詞:環境保護;中國當代史研究;史學理論

  作者簡介:王凜然(1983—),男,安徽馬鞍山人,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暨歷史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當代史研究。

  嚴格意義上的中國環境保護事業萌芽於1949年,起步於1973年,在改革開放中發展壯大,並在中共十八大後“發生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變化”。中共十九大以來,黨和國家以更大決心及力度推進生態環境保護,組建了新的生態環境部,打響了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污染防治攻堅戰,召開了中國當代史上規格最高、規模最大的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環保工作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進入了“壓力疊加、負重前行的關鍵期”。數十年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當代中國環保戰線為探索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環境保護道路備嘗艱辛,留下了寶貴的經驗。“新時代的歷史學必須有非常強烈的現實關懷”,“思考如何應對未來發展面臨的各種挑戰”。然而,與生動的歷史實踐和時代需求相比,中國當代環境保護史研究還較為薄弱、亟待加強。有鑑於此,筆者擬從研究意義、研究內容、研究思路方法等方面對中國當代環境保護史研究的開展進行研討,敬請方家補苴芟夷。

  一、中國環境保護史研究現狀與不足

  環境保護史是環境史研究的源起和重要組成部分。一般認為,環境保護史研究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在美國率先興起的史學領域,是對美國社會現實生活中的環保運動(及早期的資源和荒野保護運動)的學術迴應。“美國環境史發展較快的原因之一,是與環保運動結合最緊密”,“它是從研究環境問題的歷史和環保史開始的”。塞繆爾·海斯的《資源保護和效率信念:進步的自然資源保護運動(1890—1920)》、羅德里克·納什的《荒野與美國思想》等均為美國環境保護史研究的拓荒之作。20世紀90年代前,“從研究內容來看,美國環境史研究的主要問題大多屬於自然保護和資源保護的範疇”。

  改革開放後,通過對國外環境保護史研究成果的參考和吸收,並由於國內對環境問題和環保工作的更加重視,以及傳統農林牧地史學的研究積澱,中國環境保護史研究獲得了發展。1985年,袁清林在《文史知識》上發表的《中國古代的環境保護》是較早的一篇關於中國環境保護史且具有貫通性質的研究論文。1995年,羅桂環等主編、中國環境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環境保護史稿》;2001年,李丙寅等編著、河南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古代環境保護》等,均屬於中國環境保護史研究領域具有貫通性質的著作。這一階段,還湧現出了大量斷代史類的中國環境保護史著述。這些著述“一般以朝代更替為經、以環境各要素為緯”,“較為詳細地分析了中國自‘人猿揖別’到清末漫長曆史中環境的變遷、環保意識的發展和環境保護政策與措施的實行,企圖揭示中國古代人與環境相互作用的演變規律”。不過,從成果數量上看,由於研究大多集中在環境要素、環境變遷及成因探討方面,“環境保護史研究,並非學界環境史研究的主要內容”;從研究時段上看,中國環境保護史研究對現代以降,特別是環保意識開始覺醒、環保事業正式開啓的中國當代史時期缺少關注。

  不同於歷史學界的相對寂寥,在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當代環境保護研究則迅速開展起來。1973年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提出了“大力開展環境保護的科學研究工作”的倡議,制定了環境保護科學人才培養、機構設置、學術交流等規定。不久,國家又形成了“1978—1985年全國環境保護科學技術長遠發展規劃”。之後數十年間,“隨着環境保護的深入開展,我國從國家到地方均建立起比較完備的環境保護科研體系,形成了較強的科研技術力量”。環境自然科學、環境技術科學、環境社會科學的眾多科研成果為污染綜合治理、環境容量測算、環境影響評價等重大環保政策措施的討論和施行提供了智力引領。存史資政育人,相比於兄弟學科,歷史科學(主要指環境保護史研究)對當代環保工作的參與顯得薄弱許多。

  事實上,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實務界都已逐漸認識到啓動中國當代環境保護史研究的重要性。1988年和1994年,由國家環保局主持編寫的《中國環境保護事業(1981—1985)》、《中國環境保護行政二十年》先後出版發行。2001年,在《當代中國史研究》雜誌社舉行的“國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學術座談會上,與會學者呼籲積極拓展“環境保護史等新領域的研究”,並認為這“無疑將會加深國史研究的深度”。2008年,以改革開放30週年暨中國環保事業開創35週年為契機,國家環保部適時啓動了《中國區域環境保護叢書》的編纂工作。歷時十年,特別是在各地環保部門新老同志的努力下,該叢書相繼出版了《重慶》《河北》《浙江》《新疆》《廣西》《北京》《上海》《天津》等十餘卷,“第一次從區域環境的角度,對我國環境保護的歷史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總結、歸納和梳理”,為當代環境保護史研究作了重要的史志準備。近年來,史學界陸續刊發了一定數量的當代環境保護史研究論文。2017年,國家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更是首次將“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史研究”列入了體現國家學術發展導向與研究重點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年度課題指南》,體現了國家層面對當代環境保護史研究的關注與期待。但總體而言,中國當代環境保護史研究尚處於起步階段,研究機構建設、研究隊伍培養和研究成果發表等都尚未出現大的突破。

  二、中國當代環境保護史研究意義

  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同時必須看到,我們也積累了大量生態環境問題,成為明顯的短板,成為人民羣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中國當代環境保護史就是針對各類環境問題所展開的工作的歷史。今天,“建設生態文明的時代責任已經落在了我們這代人的肩上”。由此,中國當代環境保護史更是一部正在發生的,且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密切相關的歷史。2016年5月,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應該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從我國改革發展的實踐中挖掘新材料、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構建新理論,加強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經驗的系統總結。”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加大環境保護的決心和中國環境保護工作取得的成就令人鼓舞。並且,當代中國環境保護“也到了有條件有能力解決生態環境突出問題的窗口期”。顯然,進一步加大力度開展環境保護工作,已成為新時代“我們正在做的事情”之重點。以此為“中心”,歷史學界理應對當代中國環保實踐發展史予以高度關注。雖然環境史學界對歷史上的中國環境保護多有研討,但相比於當代史而言,“從切用的程度上説,古代史永遠趕不上它對歷史前行所具有的直接啓發性”。當代環境保護史研究不僅是梳理中國當代環保歷史過程,也是對新中國環保實踐經驗的系統總結,更可為新時代環保工作提供直接的史學鏡鑑。“對當代史進行研究,是當今時代特點決定的,是客觀的要求,而不是主觀的強求。”“生態文明協調發展”與“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代要求在目前的當代史學科體系中應有更好的體現。2018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中國環保事業開創45週年;201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環境保護法(試行)》頒行40週年;2020年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決勝之年。“有智不如乘勢”,以此為契機加強對中國當代環境保護史的研究極具現實意義。從實踐角度看,我們不應迴避、也不可能迴避對中國當代環保歷史的總結與研究。

  從學術價值而言,雖然非歷史學科已對當代環境保護研究作出了卓越貢獻,但也存在較大缺憾。已有非史學成果多采各自學科的單一視角,從環境資源配置、人口結構、政策調控、生態系統等理論框架出發,多開展單一維度的應用性、共時性研究。對這些維度進行整合並展開基礎性、歷時性分析還較為少見。澳大利亞學者布魯克·菲爾德認為,對於生態系統的演變與後果而言,“要想認識到其影響,就必須從歷史着手,從歷史的角度考察由於人的行為導致變化產生的各種力量”。換言之,在環境保護研究領域,“如果要獲得成果,就不能不用最古老的方法之一,即研究歷史”。而且,這樣的研究應是整體性、貫通性的。通則達,“我們要了解整個人類社會的前途,我們必須要瞭解整個人類社會過去的歷史”。相比於斷代史,通史在時間上前後相連,貫通古今,“使人們容易從中看出歷史發展的軌跡,對歷史發展的總過程、總趨勢達成貫通性的認識”。中國環境保護史研究雖已對各歷史時期的環保情況各陳其詳,但當代環境保護史研究的缺席使得從先秦到當下的“整個”中國環保通史無法完成,對環境保護的貫通性認識也就無法完成。在中國當代史學科體系中,與其他分支研究相比,環境保護史研究才剛剛起步。加強環境保護史研究,也就同時在完善當代史研究學科體系,增加當代史研究的學術深度、厚度與廣度。從學術角度看,毫無疑問,當代環境保護史研究是對非歷史性環境保護研究的重要補充,將有益於整體性的中國環境保護史研究的貫通,更會成為中國當代史學科新的、重要的學術增長點。

  三、中國當代環境保護史研究內容

  中國當代環境保護史是黨和政府領導與實施,社會各界和廣大人民羣眾廣泛參與,針對現實或潛在的次生環境問題,為保障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而形成的各種環境保護思想、政策與實踐的歷史過程。中國當代環境保護史研究即為1949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時空範域內上述歷史過程、歷史特徵、歷史經驗和歷史規律的研究,具體包括環境思想政策史、環境管理史、污染防治史、自然保護史、環境宣教史等。

  中國當代環境保護史研究應關注黨和國家關於環境保護思想政策的演變。中國共產黨是領導中國環保工作的核心力量。“我們黨一貫高度重視生態文明建設。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們就把保護環境作為基本國策。”黨和國家關於環保工作的思想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宏觀政策是當代環境保護史研究的理論依據與前提。環境思想政策史研究包括黨和國家領導人關於環保工作的理解與認識,黨和國家環保決策、執行部門關於環保工作的總體部署與要求等。這其中,我們須重點關注環境保護基本國策、可持續發展戰略、科學發展觀、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等重大理論成果、戰略思想決策的提出對環保工作的推動作用。

  中國當代環境保護史研究應關注環境管理的衍生與變化。環境管理是在環保實踐中產生與發展的重要政府職能,是中國環保工作的重要部分。環境管理史研究包括環境管理體制機構史(如管理體制、行政機構、監測機構)、環境行政管理史(如八項基本環境管理制度、環境質量負責制度、清潔生產審核制度)、環境法制管理史(如環保立法、執法監督、環境標準)等。以環境法制管理史中的環境標準史為例,從1973年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通過中國首個環境標準(《工業“三廢”排放試行標準》)至今,“我國的環境標準是與環境保護事業同步發展起來的”。環境標準歷史發展過程中,經歷了環境標準管理權、環境標準屬性、環境標準管理體制等問題的出現和解決,這其中有相當多具有挑戰性且仍廣受社會關注的當代環境保護史課題值得進一步挖掘。比如,環境標準實踐過程中產生的國家標準與地方標準、環保部標準的關係變化過程等。

  中國當代環境保護史研究應關注具體污染防治實踐的歷程。環境污染治理的對象“包山包海”,剛起步的當代環境保護史應有所重點。“什麼是重點?危害最嚴重的就是治理重點”,也理應是污染防治史研究的重點。中共十九大報告指出,要持續實施大氣污染防治行動,加快水污染防治,強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復,加強固體廢棄物和垃圾處置。據此,污染防治史研究應關注大氣污染防治史(如工業大氣污染、揚塵污染、汽車尾氣污染、煙塵與油煙氣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史(如河流污染治理、城市水源地保護、工業與生活污水處理)、土壤污染防治史(如有機污染、無機污染、微生物污染防治)和固體廢棄物污染防治史(如工業固廢、生活垃圾、危險固廢防治)。以水污染防治史中的河流污染治理史為例,除官廳水庫污染治理研究已有少量成果外,桂林灕江污染治理、淮河污染治理、上海蘇州河環境綜合整治的歷史過程的研究還少有學者涉足。

  中國當代環境保護史研究應關注自然保護區的建設與發展。“做好自然保護區區劃和管理工作,是保護國家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特別是拯救和保存我國某些瀕於滅絕的生物種源的重要措施。”從1956年新中國第一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鼎湖山自然保護區)建立以來,自然保護史即與中國當代環境保護史孟不離焦。中共十九大報告指出:“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堅決制止和懲處破壞生態環境行為。”梳理自然保護區形成過程與建設的來龍去脈,有利於新時代自然保護地體系的建設。自然保護史研究應包括自然保護網絡、自然保護法制、生物多樣性保護、管護能力和機構的發展過程研究。我們認為,“作為一部生境的破壞與修復史,自然保護史需要對其中的人類與自然、中央與地方、物種與景觀、政策與執行等多重關係深入研討”。

  中國當代環境保護史研究還應關注環境宣傳教育以及公眾環境意識的演進。陳雲曾提出,“治理污染、保護環境,是我國的一項大的國策”,“要經常宣傳,大聲疾呼,引起人們重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生態文明是人民羣眾共同參與共同建設共同享有的事業”,“生態環境問題歸根結底是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問題”。生態環境保護價值觀念要潤化為全體人民的日常行為自覺,加強環境宣傳教育、提高公眾環境意識必不可少。黨和政府較早認識到環境宣傳教育的重要性,並指出:“環境保護宣傳是相當重要的一項工作,是提高各級領導和廣大羣眾對環保工作重要性的認識,打開工作局面,做好環境保護工作的一項重要武器。”改革開放以來,“全國的環境宣教工作在社會各界的共同參與下,取得了重要進展,輿論引導能力顯著增強,全民的環境意識普遍提高”。環境宣教史研究應包括環境宣傳史(如宣傳機構、媒體宣傳、活動宣傳)、環境教育史(如學校環境教育、社區環境教育、環境教育培訓)和環保公眾參與史(如環保信息公開、環保社會組織、環保社會監督)三部分。

  四、中國當代環境保護史研究思路

  在研究思路上,中國當代環境保護史研究應致力於辨析社會變遷與環境保護、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宏觀與微觀、中國與世界四組關係,並將其貫串於前述當代環境保護史的各項具體研究內容中。

  社會變遷與環境保護。在研究中,我們既不能離開社會變遷談環境保護,也不能離開環境保護談社會變遷。環境保護與一定時空條件下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以及人口結構、階層結構、社會組織結構、就業(分工)結構、分配結構、消費結構等社會結構的變遷均存在着強關聯性。以社會主要矛盾為例,中共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社會主要矛盾中“美好生活”所藴含的“美好環境”因子必對環境保護工作的樣態型塑起到積極作用。再如,社會分配結構和消費結構的升級都會帶來環境風險的累積與環保工作難度的變化。並且,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各界共同參與是中國環保工作的特徵。因此在研究中,我們既需要重點研究黨委、政府的環境思想、政策、法律、制度、措施以及環境保護活動的過程,也需要注意在具體時空環境下社會主要矛盾及社會各階層、組織、羣體的環保行為的歷史變化。將政府的環保工作與社會變遷結合起來,並關注環保工作對人民生活的影響,“這樣一段環保史,就是中國社會40年來巨大變遷史”。

  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生態環境問題歸根到底是經濟發展方式問題”。首先,環境保護是經濟發展的前提。但在中國當代環境保護史上,出現過一些地方一味地片面追求經濟發展,忽視環境保護和環境建設的問題,“經過這一番折騰,國家和百姓的損失就不是兩個GDP百分點”。其次,經濟發展是環境保護的基礎。毋庸諱言,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環境保護工作曾長期受到經濟發展條件的制約。比如,20世紀80年代,為應對城鎮大氣污染,在部分城市開始煤氣化改造,一些工業企業採用了低害或無害技術,但限於當時的國家財力,沒有辦法立刻大範圍推廣。再者,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存在密切的雙向互動。在中國城市環境保護史研究中我們會觀察到伴隨着快速城市化、工業化的過程,城市空間擴展、人口集聚、結構調整等給城市污染防治帶來的正負反饋,以及這種反饋對城市經濟發展的影響等。上述這些中國當代環境保護史上出現的現象或問題,均需要置於“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辯證思維中加以研究,考慮歷史事實之上的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張力以及其中的歷史條件性。

  宏觀與微觀。中國幅員遼闊,各地環境狀況、社會狀況千差萬別。中國環保工作自身也經歷了從“自上而下”為主到“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變化過程。1984年後,地方政府在環保工作中所具有的自主權逐步擴大。“洞察當前事變的意義,不僅要研究過去的歷史,而且要考察當前歷史的一切細節”。當代環境保護史既需要研究全國層面、理論政策層面、“自上而下”的宏觀性環境保護,也需要將其與微觀層面的“自下而上”的地方、基層環保工作研究相結合,並從中觀層面展現歷史的豐富性。以“宏觀—微觀—宏觀”相結合的思路對宏觀環保思想政策變遷和微觀環保工作實踐做有效度聯結,既可以更細緻地展現出中國環保事業的艱辛與不易,也可以防止研究“碎片化”,從而得出更為全面且紮實的研究成果。如在20世紀80年代加強城市環境保護的大背景下對北京市區級環境衞生管理服務機構變遷的歷史考察,使我們對改革開放初期城市環保工作的動力、過程有進一步瞭解。

  中國與世界。20世紀60年代以來,應對環境問題、保護生態環境逐漸成為全球面臨的共同挑戰。中國當代環保歷史中存在着中國與世界環境治理的雙向互動。從世界對中國的影響而言,國際交流合作對中國環境政策制定、環境管理建設、環境污染防治和環境宣傳教育起到過積極作用。“正是受到斯德哥爾摩環境會議的啓發,中國在1973年召開了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從此,環境保護被提到了國家議事日程上。”同時,中國生態環境也伴隨着發達國家產業轉移以及相伴隨的污染轉移的風險,給我們的環保工作帶來了負面性。因此,當代環境保護史研究需要將世界環境問題及治理對中國環保歷史的正負性予以全面考察。再以中國對世界的影響的視角觀察,中國環境保護史又是一部從發達國家環保工作的學習者、追趕者到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引領者的歷史。因此,中國當代環境保護史研究需要將中國環境保護工作對全球環境治理的歷史意義與價值通過前述各項環境保護史具體研究內容予以揭示。

  五、餘 論

  史料是環境保護史研究的前提。當代環保工作中形成的史料數量極大、類型多樣,如檔案史料、口述史料、實物史料、網絡史料、影像史料等,有些正隨着時間流逝而快速消失,需要我們抓緊進行蒐集和整理。當代環境保護史研究不能僅止步於通過史料對1949年後中國環保事業過程的描述性考察,還應將歷史學與環境經濟學、環境管理學、環境社會學以及環境化學、環境生物學、環境地學的理論、方法相結合,開展更具深度和廣度的研討。因此,史料工作外,當代環境保護史研究需要努力學習和掌握一定的環境社會科學、環境自然科學的學科工具,做好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的結合,利用大數據開展當代環境保護史數據庫建設。當然,倡導多學科交叉的前提是站好歷史學的學科本位。相比於其他學科,環境保護史的首要目的在於充分佔有史料的基礎上利用歷史學方法“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繫”,還原環保工作歷史進程並總結其歷史經驗、歷史規律。而這也恰恰是異於其他環境科學研究的當代環境保護史的學科優勢與學科特質之所在。

  “以史為鑑”,是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詳今略古”,是中國史學的重要思想;迴應國家與社會關切,是中國史學之使命。當代中國波瀾壯闊的環保歷史實踐是中國環保事業進一步前行的基礎,也給中國當代環境保護史研究留下了寶貴且豐富的史學資源。中共十八大以來,“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成為新的發展理念,“強化生態環境保護”成為新的時代要求。作為中國史學研究者,我們需要跟上時代的步伐,加快推進中國當代環境保護史研究。我們堅信,在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大潮中,中國當代環境保護史研究定會取得新突破,作出新貢獻。

編輯:韋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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